馆藏释读系列 

梁启超《致黄溯初信札》

■陈胜武

梁启超《致黄溯初信札》

梁启超《致黄溯初信札》（如图），现藏温州博物馆。单页高18cm，宽25.5cm，共3页。1923年2月，梁启超生日即将到来之际，黄溯初托王君捎带礼物去天津，并致信祝贺生日，梁启超回信致谢。释文如下：

溯初吾兄：

奉示，猥以贱辰，远颁嘉贶，俟王君递到后，当子细领略风味，先此鸣谢。专恳者：前此松馆认筹垫五千之事，实出于不得已。一因馆中干事分子复杂，免滋疑议；二因既新得馆址二处，势不能不开办，开办即不能不有所需。顷公府已允于北海未开放以前，先将松馆开放，故进行万不容缓。今经预算，修供神龛、置办书橱及其他小小修葺，从极省俭计，亦须七千左右。此间存款，除照原议购存公债，作常年基金外，仅余千元，实属无从着手。望公顾念弟竭蹶情形，与沪中同人商将前次所请之五千元设法拨寄，俾弟得践宿诺，实所感激。北归后未出丈室一步，顷届春融，亦欲赴京西揽胜数日，稍事休养。知注并闻。手此，敬请大安，不尽。

                                                             启超顿首，三日。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光绪举人。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师从康有为，一起从事戊戌维新变法宣传，时称“康梁”。近代文学革命运动的理论倡导者，倡导新文化运动，支持“五四”运动。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黄溯初（1883—1945），原名冲，后改名群，初字旭初，后改字溯初，浙江温州平阳人。家富资财，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归国后参加辛亥革命。历任浙江都督府代表、国会众议员、财政部顾问等。民国初年与梁启超等人投身护国运动，保障共和制度。抗战初期策划“高陶事件”，揭露汪伪集团的卖国阴谋。后来弃政从商，重视实业救国，积极兴办公益事业，投身于乡邦文化、教育、卫生建设。1933年，黄溯初将平阳郑楼小学校产悉数捐公，创办省立温州师范学校，这是温州大学的办学溯源。

一、民国初期政治人物交往信札

黄溯初与梁启超的关系甚为密切，义兼师友，黄是梁的政治智囊和金主之一，黄溯初自述诗曾提到“文章新会师兼友”。1908年秋，黄溯初从早稻田大学毕业回国，受梁启超影响，寻求政治救国。民国初年，二人成为政治挚友，积极参与政治活动。1912年，黄溯初与陈敬第、诸翔九等人在上海发起民国公会，各政团合并成立共和党，黎元洪当选理事长，黄溯初当选为干事。在梁启超的策动下，黄溯初周旋协调于各党间，最终促成建立进步党。1915年12月，袁世凯在北京宣布实行帝制，南方将领蔡锷、唐继尧、李烈钧等在云南起义，宣布独立，出兵讨袁，各省纷纷响应，史称“护国运动”，黄溯初作为梁启超的核心智囊积极谋划倒袁运动。1916年3月，黄溯初与梁启超从上海秘密出行，历经艰险，转赴云南、广西，参与蔡锷等人发起的护国运动，为共和再造立下汗马功劳。在北洋军阀的专制统治下，黄溯初深感议坛辩论乃是徒劳，无法实现自己的制宪目标，1918年12月与梁启超等人相约脱离政治，结束了政治生涯。

松馆，指松坡图书馆，为纪念蔡锷将军而建，位于北海北岸。1916年11月8日，蔡锷将军病逝于日本福冈医院。12月5日，梁启超在上海为蔡将军举办了公祭与私祭，并倡议创办松坡图书馆。初起，因“顺以时事多故，集资不易，仅在上海置松社”。1923年，梁启超上书时任民国大总统的黎元洪，复提此事。黎元洪下总统令，拨北海公园的快雪堂作为馆址。当年11月4日，松坡图书馆正式成立，梁启超出任馆长。信中可见，筹备松坡图书馆之初认捐五千元，预算最为节俭也须七千左右，实际存款仅余千元，实属无从着手，梁启超请黄溯初顾及自己的艰难困窘，设法拨寄五千元，使自己得以践行诺言。可见黄溯初是梁启超政治活动中经费保障的重要依靠。本札应该是通过邮政先寄送，馈赠托王君亲自转交后到。

二、平实有礼的内容格式

梁、黄二人关系密切，信札内容较为平实，没有古奥难懂的典故词汇，但是敬辞和谦辞分明得体，自谦敬人的礼仪非常到位。“奉”，敬辞。“示”，指来信。“猥”，谦辞。“贱辰”，谦称自己生日。“公府”，指北洋政府。“竭蹶”，颠仆倾跌，行步匆遽貌。“丈室”，斗室。“注”，对方的关注。

书面礼仪格式也相对简单，所有行列书写都顶着上端边框，全札只有一条平齐线，这也是写给平辈好友信札中时常见到的格式。“示”“公”“嘉贶”，是指对方及其事物，抬行表敬。“北归”“注”，是涉及对方的行为，用阙格表敬。“贱辰”的“贱”，两处自己谦称“弟”，则用小号侧写的偏书方式表敬。如果严格按照古人礼仪，第三页第一列的第一个字“弟”，是指自己，不应该写在行列第一个位置，但是两人关系密切，细节不拘，就写在一列之首了。

避名敬称他人的字，写信人谦称自名。本札上款人直接出现在信札开头，写信人在信末署名行礼，各只出现一次，和宋元明的信札出现较大差别，这是信札格式经过历史演变之后在清代中晚期开始逐渐固定下来的格式。

有意思的是，梁启超的这封信札并未采用“新民体”文风。他在清末民初时期开创了新型散文文体“新民体”，也被称为“新文体”“报章体”或“时务体”。这种文体语言革新，文白交融，引入大量时政新名词和外来语，句式自由，思想内容以政论为核心，强调“新民”（改造国民性）的宗旨。这封信札体现了两人的深厚交情，不用端着架子客套，密友之间只讲平常话语。

三、特制个人信笺 

横式笺纸，外框采用粗线条红色边框，边框宽度0.5cm，像是受到秦汉古玺印章的边框启发，笺纸中间无线格，古朴大方又实用。信笺左边框下部有红色楷书小字“饮冰室用笺”，这是梁启超个人特制的笺纸。梁启超号“饮冰室主人”，源自《庄子·人间世》“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寓意“十年饮冰，难凉热血”的忧国激情。又自号“任公”，寓意“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明清以来，随着印刷技艺的发展，文人自己设计印制笺纸非常流行，以花笺、画笺为多。这种红色粗线条边框信笺，富有特色，在传统花笺之外另开一门，民国时期不少部门和组织的公函用笺就采用了这种形式。

四、书法艺术价值

梁启超作为清末举人、近代思想启蒙的先驱，学贯中西，学养极为深厚，书法独具风貌。他身处碑学大兴的清末，深受乃师康有为“尊碑抑帖”思想影响，但又不对老师亦步亦趋。他主张“碑帖互参”，以魏碑、汉隶为根基，汲取北碑的雄强朴拙，又融入晋唐帖学的灵动与温润。他以文人笔意调和碑刻的刚硬，形成“碑骨帖魂”的平衡，以学术滋养笔墨，尤其擅长楷书，展现出文人雅士的从容与洒脱。书法大家沙孟海称其书“有碑学之骨，无匠人之气”，启功赞其“学问文章之余，笔墨自然高妙”。本札书法以楷书为根基，行书为面目，书卷气浓郁，含蓄内敛，从容洒脱，绝不逊色于任何同时代书法名家。

梁启超书法既映射出传统知识分子的文雅特质，也符合其维新派领袖的理性气质，是其“维新与守成”“激进与保守”双重性格的写照，成为近代知识分子的艺术镜像。

（本文刊发于2025年 第18期《书法报》3版，责编唐福祥，原创文章，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