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尚与变革”系列展览自开展以来，受到社会各界关注。本专栏将陆续对重点展品作详细解读，以飨观众。我们期待从一件件展品出发，触摸到“风尚”与“变革”交织的时代纹理。

本期解读的展品，是藏于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的“清代妇女养蚕缫丝织锦图通草画”。

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馆藏妇女养蚕缫丝织锦图的材质为通草纸，这种纸由通脱木（别名通草）的茎髓加工而成，纸面细腻、质感丰富，在其上以水彩作画，往往呈现出亮丽、立体的效果，又因其价格低廉，因而成为19世纪广东地区流行的外销画纸张。

这套画纸共12幅，以流程图的形式绘制了传统从采桑、养蚕、选茧、缫丝的全过程，是认识晚清岭南地区家庭蚕丝业状况的一扇窗口。 

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实行一口通商政策以后，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最重要的口岸，也是外销商品的生产基地和出口地。丝绸历来是出口贸易的大宗商品，这一时期，广州府的蚕丝业也有了长足发展，形成了极具地方特色的“桑基养鱼”业。据统计，到道光十年（1830年），经广州口岸出口的生丝达到7200多万担，其中广东本地出产的生丝占52％，而外销丝织品达到数十种，本地出产的就有府绸、花缎、锦缎、粤缎、花绫、粤纱、画绢、素罗等许多优质产品。将丝绸的制作过程绘制成图，是西方人十分感兴趣的内容。

早在新石器时代，我国就出现了人工育蚕和缫丝技术，而从传说中的“嫘祖”开始，蚕丝业就与女性密切相连。《诗经·豳风·七月》中，就有“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爱求柔桑”这样对女性采桑的描写。直至晚清，以丝织业为代表的农业家庭手工业中，女性依然占据着主体地位。

1867～1872年间，苏格兰摄影家约翰·汤姆逊（John Thomson，1837～1921）在广东记录下他所见的蚕丝业现状：

广东很适合桑树的生长，这种树被用来养蚕。这项产业为千千万万小农家庭提供了一种有利可图的副业，他们划出花园的一部分用来种植桑树。生丝生产中那些细致的操作由家里的女性成员来主持，她们的职责包括收集蚕卵，小心地照看孵化的过程——通常在4月间进行······它也为欧洲的织机准备好了蚕茧······而养蚕的技术和丝绸的输出也许可以被看做是中国给予西方国家的最重要的两种恩惠。

同时，他还看到在这些村庄，“所有的妇女和足龄的孩童都从事缫丝的工作”。这正是几千年来中国传统分工方式的延续，如同这套主角为女性、反映蚕丝业流程的通草画向我们展示的那样，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中，女性主要负责的是家庭手工业。但是，这一分工在获得经济收入的同时，也让女子长期受困于家庭和村庄的小小园地。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的生产方式发生剧烈变革。一方面，传统农业社会结构逐渐松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走向衰退；另一方面，随着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女性得以从传统的经济方式中解放出来，她们纷纷走入工厂、走向社会，逐渐成长为社会变革的新力量。

社会的种种变迁，也催生了蚕丝业的革新与女子职业教育的发展，1904年秋，《申报》总经理史量才创办了上海最早的女子职业学校——上海女子蚕桑学堂，其章程云：

本校注重栽桑、养蚕、制种、缫丝等实验，并改良旧法，兼授普通及专门学理，以扩充女子职业，挽回我国利权为宗旨。

这是我国最早的一所专门培养女性蚕丝技术人员的学校，推动了近现代中国蚕丝业的发展。蚕桑学校的创办，缫丝业、纺纱业等走向产业化，女性们既有了受教育的权利，又能够发挥自己在蚕桑业领域的一技之长，不再埋没于家务，可以更好地发挥在社会中的作用，也成为女子参与振兴实业之先声。

也正因为如此，近代以后“专事耕织者日见其少矣”，而这批描绘晚清女性从事蚕丝业的通草画，也成为那个传统耕织时代的最后一抹余光。

参考文献：

［1］刘永连、谢汝校：《古锦今丝——广东丝绸业的“前世今生”》，广东经济出版社，2015年。

［2］〔英〕约翰·汤姆逊著，徐家宁译：《中国与中国人影像——约翰·汤姆逊记录的晚清帝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3］《上海女子蚕业学校章程》，《女子世界》1905年总第6期。

［4］王钟纂，胡人凤续纂：《法华乡志·风俗》，《近代上海地区方志经济史料选辑（1840～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