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2日上午，2020年度浙江十大考古重要发现揭晓，永嘉马鞍山元代龙泉窑遗址入选。浙江考古重要发现素有“浙江考古奥斯卡”之称，今年入选的项目公园10个。此外，平阳雅山明代吕氏家族墓地考古发掘入围2020年度浙江考古重要发现。此次活动由浙江省文物居指导、浙江省考古学会主办、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承办。

永嘉马鞍山龙泉窑遗址荣获“2020年度浙江考古重要发现“奖

2020年12月20日，2020年度浙江省重要考古发现汇报会在绍兴咸亨酒店召开。经过各项目报告人汇报、专家点评互动、常务理事评议等环节，最终结果于22日中午公布，共有10个考古项目脱颖而出，获评2020年度浙江考古重要发现。由温州博物馆（温州市文物保护考古所）主持发掘的永嘉马鞍山元代龙泉窑遗址顺利入选。

马鞍山窑址位于永嘉县三江街道南岙村马鞍山南麓，西距楠溪江约1.5公里，南距瓯江约4公里，在其北侧不过500米处即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坦头窑址。本次考古发掘工作揭露面积近230平方米，揭露出龙窑1处（3条）、储泥池1个，清理1处产品废弃堆积，获得了数千件产品和窑具标本。

马鞍山窑址产品以日用器为主，器类包括盘，碗，盏、盅、洗，小口罐，高足杯、盖盒，炉等，产品质量颇佳，装饰纹样丰富。常见纹饰有莲花、莲瓣、菊花、梅花、卷草、双鱼、龟、杂宝、八卦、弦纹、棱线纹等。装饰技法除刻划花外、印花、贴花、模制兼施。从产品器形及装饰风格上判断，窑址年代为元代中晚期。

南宋至元代，龙泉窑生产和销售进入鼎盛期，龙泉青瓷成为“海上丝绸之路”最重要的贸易商品。马鞍山窑址若干产品均可在东南亚、西亚、日本等地以及沿海沉船上找到踪影。特别是印花小口罐，在马鞍山窑址中占比最大，这类小罐在东南亚等地发现数量非常多，平潭大练岛和新安沉船中也大量出现，国内则少见出土，为典型的外销瓷品种。

马鞍山窑址是瓯江下游地区发掘的首座龙泉窑遗址，产品质量颇佳，并有自身特色，为研究我市龙泉青生产与外销提供了新鲜资料，同时，也为我市当前正在推进的东亚文化之都建设增添新的亮点。

重新发现吕洪

2019年末在浙江省平阳县昆阳镇雅山社区一建筑工地上出土石将军一座，经当地博物馆工作人员初步断定，为明代著名历史人物吕洪墓前的石刻造像文物。继而2020年平阳宝龙世家项目建设时，调查发现昆阳镇雅山社区马鞍山北麓有吕氏家族墓地。经国家文物局审批，10月至12月，温州博物馆主持、平阳县博物馆协同正式考古发掘，共清理土圹砖石墓5座13室，发现砖、石墓志10方，出土铜带扣、帽饰、环形金吊坠、铜框金漆木雕带板、铜步摇等各类文物13件（组）。恰巧同时温州博物馆策展“金石传馨：碑拓里的永嘉学派故事”，结合《温州金石集萃》编纂工作，策展人在阅读碑拓文献时发现多处吕洪的信息，馆藏吕氏家族旧拓有十余方，加上考古发掘的砖、石墓志，数量不菲。结合纸本文献，我们重新发现了被历史湮灭的明代中前期的平阳籍监察御史：吕洪。

吕洪（1417-1485），字大正，号晋斋，平阳城西白石里人，据王宾《嘉议大夫致仕按察使吕公传》、金铣撰吕谦《墓志》、胡荣撰吕洪《寿藏记》、刘录《墓表》，平阳吕氏系北宋名臣吕夷简、吕公著、吕希哲、吕好问（迁居婺州），元末迁居本地。吕洪26岁应乡荐中浙江易经之魁，38岁会闱登进士；次年擢广东道监察御史，后巡按江西，48岁升云南按察副使、广东按察副使、按察使等职，60岁致仕，著有《晋斋集》，门下有黄灿、吕升、严兴祖等。

大体而言，吕洪的原始资料除了该次考古发现文物，主要散见于英宗（正统、代宗景泰、天顺）、宪宗（成化）的实录，同时代人叶盛《水东日记》、彭时《彭文宪公笔记》，以及成化进士黄训《名臣经济录》，万历进士余继登《皇明典故纪闻》。《明史》无吕洪本传，仅散见于叶盛、岳正本传及《刑法三》，清代《古今图书集成·珠部汇考》引《廉州府志》转述了吕洪赴广东监察采珠事迹。弘治、嘉靖、万历《府志》于吕洪失传，弘治《府志》仅见吕撰《永嘉县旌善亭题名记》。隆庆《平阳县志》有简传，顺治《县志》失传、康熙《县志》有简传。或载或略，未详其故。《四库提要》于《霁山文集》载：“明天顺中吕洪求得《白石樵唱》本，又于元音中得《读文山集》一诗，而《白石藁》已有佚缺，仅得其记序赋铭，而下若干篇厘为诗三卷，文二卷。今《白石樵唱》世有别本单行，而文不概见，此为康熙间沈士尊、汪士鋐所刋行，盖即吕洪所定之本也。”《温州经籍志》参考了《四库提要》而有所订正之。《瓯海轶闻》录《霁山先生文集》吕洪序，“霁山祖陶宗杜”条按语：“惟《郡志》不为吕公立传，姓名仅见《选举志》，而又以广东道监察御史为广东按察使，亦为失考。”可能是稽查府弘治、万历、顺治府县志而不得，故存阙待考。

重新发现吕洪的是民国王理孚修、刘绍宽纂《平阳县志》，于《人物志六》综合了旧志、墓表及《广东通志》、《古今图书集成》等，汇纂了吕洪生平的文献出处，勾勒出吕洪比较详细的历史形象，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线索。承平阳县史志办陈盛奖先生提示，刘绍宽《厚庄日记》清晰地记载了“发现”吕洪的始末：民国四年（1915）十四日，偕竹君、曦初昕同至雅山，看吕洪墓碑。民国八年（1919）闰七月十一日修吕洪传。民国廿七年（1938）五月十日偕郑梓怀、游越珊、孙孟晋至雅山，阅苏氏、吕氏园宅故址。则温州博物馆藏孙孟晋拓藏的吕谦暨妻杨氏墓志、吕洪寿藏记、画像、吕洪暨妻徐氏墓志以及怡老亭诗碑等渊源有自矣。

                      按察使吕公墓志铭（左图）            吕洪妻徐氏墓志铭（右图）

今人蔡新祥据《实录》《县志》等详细记述了吕洪的生平事迹，并且该作者后续在曹腾騑、黄道钦主编《广东摩崖石刻》与《肇庆文物志》二书中发现吕洪书法《题三洲岩诗》摩崖。不再赘述，此处特别要提点的是大雅山房。

南宋政权倾覆之后，1276年杭州僧杨胜吉祥（又作嘉木扬喇勒智、杨琏真伽、杨辇真加）随从伯颜发掘越中历代宋帝陵墓，在宋朝内廷旧址上以骨殖造塔，残余者弃之草莽。平阳人林景熙与郑朴翁伪装采药人收拾残骨，以钱托渔夫打捞理宗颅骨，葬于越山，种冬青为记号。回乡“居州治后白石巷，别墅在城西赵奥马鞍山之麓。”“隐居别墅，研穷经史，摛绘文章，教授学徒。”

及至明代，吕洪父吕谦（又作吕再谦）自号“居竹先生”，择地赵奥别墅重建别业。吕洪自述“予今所卜筑，即其（林景熙）故址也。”吕晚年归乡，致力于地方文脉传承，整理刊行先贤林景熙、陈高、史伯璿文集，从文物、文献上形成了一个爱国爱乡的历史回应。

然而历史的回应并没有就此停止。明政权覆灭了之后，不少汉人抗清尤为激烈，据胡珠生先生的罗列，除了抗清殉志之外，剃度为僧的有明隆武巡抚李维樾，隆武文渊阁大学士、礼部尚书林增志，明惠州参将平阳人林文梓。弃官归隐的有明右副都御史周应期、左佥都御史李光春、永安知州王钦准、镇江府经历冯良弼等。林增志等遗臣回乡，隐逸于泰顺、平阳等连接闽赣的山林地带，逃离异族的屠刀统治的同时也播散了汉文化的种子于田野。

乾嘉之后，满清文化和汉文化日益同质化而融合一体，新的大一统文化传统得以构建，而旧文化传统在夹缝里扭曲地绵延。大屠杀的集体记忆消退，遗民的痛楚化为怀古幽思，通过文物再造而复苏为诗意的文化记忆。平阳苏璠、华文漪，与泰顺董斿、潘鼎，郡城项维仁、七道士等交游，形成乾嘉之间的浙南地方文化群体。苏璠选林景熙的赵奥别业遗址再造大雅山房，即其间也是明吕谦、吕洪等吕家的所居地。据华文漪、端木国瑚的记载，大雅山房面山筑园，赢十亩许，园中叠石，仿狮子林，出自项维仁之手。“曲径迴峰，玲珑旋折，清池嘉卉，崇山隐映，满贮书画法帖其中，名流赏宴，远近毕集，恒数月始散。史志列苏璠于艺术，其实苏璠所作为者不仅篆刻，也收集碑刻，鉴别图籍，是典型的地方文化人。嘉庆己巳（1809），苏璠至歙县访鲍廷博，跋所刻《霁山诗文集》。” 历史记忆通过文献传承如此奇异的再度延续。

可惜苏璠“晚岁，家中落，尝作《除日》诗云：卖田还旧债，扫地过新年。”大雅山房败落了。也有一说，其中的奇石图籍流散到了瑞安。近代平阳、瑞安士人交往密迩，若此永嘉之学则如草蛇灰线，明灭不绝。从这个角度看，从林景熙的赵奥别业到吕家的别业，到苏璠的大雅山房，从宋代一直延续到清代中后期，该地一直是温州的文化地标，尤其可能也是近代永嘉学派的文化启动器，正如当初吕谦借雅山山麓的兰花告诫子弟：“兰，贤者之瑞也，吾老矣，尔辈当自奋以为国香，勿使兰瑞之无徵也。”清代的瑞安、平阳的学者，时或有先后，地不分南北，读书种子不绝，酝酿了近代“永嘉学派”的崛起。至于明代的吕洪，起到了连接宋代和清代之间千余年永嘉文脉的中间环节作用。

二十世纪初期，孙孟晋、刘绍宽，多曾寻找大雅山房故址。1974年，苏渊雷曾寻访大雅山房，如《贺新凉 》其二句云：“樵歌白石鸣榆社。郁冬青梦中托句，思何深也。意气平生王道甫，冢近后山梨榭。度几个漫漫长夜。大雅菉园俱往矣，剩荒榛啼鸟谁游者。” 张鹏翼《紫霞山馆诗存》有《大雅山房》六首，其五云：“卖得名园二十年，经营自愧橐无钱。不知何日能偿愿，重筑山房一两椽。”今逢盛世，大雅山房已经规划文保，前辈的遗愿或许能够实现，也期待政府和搞“温州学”研究的专家，多多关注这些具体的地方文化文物脉络，尤其是像大雅山房这样承接千余年，寄托深厚爱国爱乡情怀的文化地标。